▲电视剧《清平乐》（原名《孤城闭》）里，王凯扮演宋仁宗
我一直都不加粉饰自己对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桢的推重。或许右边的朋友会不以为然：你果然有稠密的“明君情结”、“人治思维”。而左面的朋友恐怕也会不以为然：赵桢算什么？你要捧也应该捧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嘛，那才是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
确实，跟这些雄主比较，宋仁宗无疑是一名庸常的君主，既无天纵之英明，也未有什么不了起的功业，乃至连个供坊间文人传诵的“游龙戏凤”故事也没有。不过，宋仁宗本身尽管资质平凡，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明人评“唐宋八我们”，其间六位就呈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宋仁宗朝的牛人名单，咱们还能够拉得很长：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这些名动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前史舞台。仁宗朝人材之盛，前史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年代能够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后代，赖以为用。”
如此看来，宋仁宗的为政之道，其实并不简略。
假设让我用一个词来归纳仁宗皇帝的个人性情与从政风格，我会挑选“抑制”。对君主而言，我以为抑制便是最大的美德。宋仁宗是一位能够自觉地抑制自己的愿望、热情、执见的君主，许多宋笔记都记载了仁宗皇帝方面的美德。
先来看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录入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忆，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晚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劳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耐饥渴。确实可贵。
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有一则类似的故事，不过情节更富戏剧性。“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天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大臣以为皇帝贪心美色、房事过度，才导致身体不舒服，所以含蓄劝皇上节欲。“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同其端，后世后代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更为可贵的是，宋仁宗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假设不加控制地放纵自己的热情与愿望，便意味着朝廷的权利将得到扩张；而权利的每一步扩张，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权利与生机将一步一步畏缩、失守。《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萧瑟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萧瑟，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萧瑟矣。’”
在宋仁宗身上，最为可贵的美德，其实不是体现为对食色吃苦的控制，而是对君主权利的自我抑制。“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假设不知控制自己的权利，绝非国家与万民之福。历代不乏并不寻求物质享受但却极度贪权的帝王，如明朝崇祯皇帝，清代雍正皇帝，他们对国家的管理均以严格、独裁、冷若冰霜著称。而宋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却从无揽权自专的体现。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办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两朝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之意，本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质软，不好意思严词回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
但仁宗也知道这是损坏法制的工作，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待：但凡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用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缘由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抑制。
从前发生过一件很风趣的工作，能够阐明宋仁宗的御笔手诏并不怎样管用。“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愿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今天许多人好像还象那个妃子相同以为“圣人出口为敕”，金口玉方，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没那么回事。宋代皇帝自己的定见被政府体系辩驳回去的比如比比皆是。
正史也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可”；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可，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利，淹死数千人。朝廷差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指示查案定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说，皇上你有什么定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的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呢，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还从前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儿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归于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处置他们，理论上也无大不当。但谏官王贽仍是站出来反对：“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悉数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明显以为，司法是一门专业的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儿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知晓，假设“悉数出于圣断”，便不免会由于不专业而呈现“前后差异”的判决，闹出“有伤政体”的笑话。何况，君主当了法官，又名专业的司法官往哪里摆？因而，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不敢要强，“许之”。
这段前史记载，让我不由得联想到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话说有一回，詹姆斯一世闲得无聊，便想到皇家法院亲审几个案子，不曾想被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回绝了。国王责问：“为什么我不能审理案子？”柯克答复：“不错，天主确实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常识和无与伦比的天分；可是，陛下关于英格兰王国的法令并不通晓。法官要处理的案子动辄触及臣民的生命、承继、动产或不动产，只要天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求人工理性。法令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轻松的取得对它的知道之前，需求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
这两个故事有些类似，不过结局却大不相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怒发冲冠，柯克爵士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悉数力气，忙不迭地请求陛下怜惜他、宽恕他”，随后柯克被革职。而另一个故事中的宋仁宗，却不得不采用了谏官王贽的定见。能够说，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抑制自己的权利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惋惜今天许多引述柯克故事的我国法学者，往往只会告知你故事的上半场，而不交待下半场，更不会告知你宋仁宗与王贽的故事。
假设我一再引用宋仁宗的自我抑制的美德，按今天盛行的思维习惯，不免会被讥为是“人治思维”、“明君情结”的流露。我还能够猜到会有朋友要宣布劝诫：“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准则才靠得住。”其实呢，当咱们提到仁宗皇帝的手诏屡次被驳回时，说的恰恰便是宋代的政制。
文字丨本文首发于《腾讯·我们》，作者吴钩
图片丨来自网络
修改| 周郎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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