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万卷唐代写本。因为清朝的糜烂，敦煌的偏僻，这一发现没有及时为我国学者所知。1907年到1908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可是其时的我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以及藏经洞剩下状况，却了然无知。
1909年秋，伯希和由河内来到北京，随身携带了一些没有随大宗搜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并将其间的四部典籍、古文书等出示给京师学者看，这时，京师学者才第一次得知我国的西北角发现了唐代古写本。伯希和还告知咱们，藏经洞还有以佛经为主的写卷约8000卷，他并没有取完。罗振玉把这个惊人音讯当即报告给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拍电报给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让他把剩下的卷子购买回学部，并为学部代拟电文，发往甘肃。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学部致电护理陕甘总督：
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本，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已酉八月二十三日
这便是人们后来常常引证的清朝学部的电报，也可以说是清朝政府处理藏经洞经卷仅有的档案记载之一，收入《学部官报》第104期。虽廖廖数语，但这是藏经洞写卷发现9年后第一次由政府出头维护和解救剩下藏品所构成的档案。
甘肃地方政府尤其是敦煌县政府，在接到学部电报后，怎么样处理藏经洞剩下卷子并运出敦煌的进程，县政府其时是有政府公函记载的。这些政府公函是其时地方政府处理剩下敦煌卷子稀少难得的原始记录和研讨敦煌遗书流散史的原始材料，辅之以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墟记》等材料，被后来的研讨者再三引证，以还处理进程的原貌。但如今，这些档案绝大多数分开或损毁。敦煌县政府的档案，首先是由前史学家卫聚贤1943年宣布出来的。
▲考古学家卫聚贤
卫聚贤本籍甘肃庆阳西峰镇人，民国闻名学者,曾在上海和重庆主编国学刊物《说文月刊》。1941年秋，卫聚贤伴随监察院长于右任去西北调查，在敦煌石室住了3天。卫聚贤在敦煌调查期间，除了观察莫高窟岩画和彩塑艺术外，还特地去了敦煌县政府，查阅了当年县政府处理藏经洞问题的很多档案。回到重庆后，卫聚贤在政治部文化作业委员会和中央大学前史系又先后作了几回讲演，最终写成《敦煌石室》一文，宣布在由他主编的《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上，并将他在敦煌县政府查阅誊写的其间9件档案，作为文章的附录同时宣布。这是迄今为止咱们所见到的处理敦煌卷子最完好的一组档案，是宣统二年（1910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敦煌县政府构成和保存的，首要记载了王道士私藏在“转经桶”里的敦煌卷子和处理卷子中成捆的藏文写经的内容，记叙了敦煌县政府接到清学部电报后，查检、处理藏经洞卷子的概况。
▲敦煌遗书
可是，卫聚贤宣布的这些档案毕竟是移录在出书物上的誊写件，从1941年卫聚贤在敦煌查阅这部分档案算起，现已半个多世纪了，这些档案原件是否在敦煌原地或他处，却谁也说不清了。
▲李正宇先生
大约1998年的一天，我去兰州建功巷敦煌研讨院敦煌文献研讨所所长李正宇先生家里讨教有关敦煌的问题。李先生是敦煌学专家，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李先生知道我对藏经洞有爱好，又在档案部分作业，就拿出一张他保存的相片让我看，我一看是一件档案原件的相片，是典型的清末公函。卷子尺度略长，从右至左毛笔竖写，中钤骑缝章，左边落款处盖县府印，内容是顶替陈泽藩的新任敦煌知县申瑞元于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给王道士的谕，与卫聚贤誊写的檀卷中所述申瑞元亲去莫高窟查验，要求王道士妥为维护“转经桶”的事前后联接。
▲敦煌遗书
尽管公函的内容与卫聚贤在敦煌县政府誊写的9件有关档案内容相似，都是县政府要求王道士维护“转经桶”，但却不是卫聚贤在《说文月刊》上发布的那9件之一，是同类问题的另一件档案。更为可喜的是，它是原件的相片。那么，原件在哪里呢？
李正宇先生说，原件现在敦煌研讨院保管。大约在“文革”之前，敦煌文物研讨所的马世长先生在编撰《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时，曾到敦煌县上查阅材料，其时“文革”前敦煌县没有树立档案馆，一些前史档案收存在县公安局，马世长就在县公安局借阅了这件档案原件。后来，因为“文革”骚动，这件档案没有机会偿还，就保留在了敦煌文物研讨所档案室。马先生曾说他在县公安局查档时，仅发现了这一件敦煌县政府记载藏经洞内容的档案。其他档案原件在哪里呢？后来笔者也设法追寻过这些档案的下落，到酒泉区域档案馆查找过，但酒泉区域档案馆并未保藏。是否在1955年10月酒泉、张掖合并为大专区时，有关档案移送到了张掖专区保藏呢？经查实，1962年两专区又从头分设，各自将档案带走，大专区自身构成的档案留在张掖。如今张掖市档案馆也未有这些档案。至此，当年敦煌县政府的这批档案已下落不明，或丢失，或损毁，都有或许。至为惋惜。
▲2007年，88岁的兰州市民杨遇春老先生将自己保藏了半个世纪的两件敦煌卷子捐赠给了省档案馆。
藏经洞敦煌卷子在发现的前期和劫余写卷运送北京的进程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丢失，而其时记载处理敦煌卷子状况的县政府档案的命运也相同如此。这是发人深思的。有关敦煌卷子丢失的详细概况，如今还没有彻底宣布于世，但是，要弄清楚敦煌卷子的流散状况，非使用档案材料不行。不管怎样，今日咱们有幸能看到卫聚贤先生当年的档案誊写件和现在在敦煌研讨院保存的专一一份原件（这份原件已在2000年由敦煌研讨院编，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的《敦煌图史》上发布），仍对咱们了解那段前史有很大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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