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晨阳
编辑 | 宗华
来源：科学网
1 病毒来到一个地区会不会造成严重危害，关键在于感染患者和医疗资源的比例。
2 美国大部分地区未来的疫情状况有一定的概率会向之前的北京、上海模式靠拢，最终应该能控制住。
3 现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第三世界。
4 新冠病毒疫苗做成功的希望是比较大的。
5 需要一个制度体系，把不同领域专家集中在一起综合分析问题。
3月18日，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卢山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就全球疫情发展的新趋势、中国未来疫情风险、公共卫生体系优化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访谈全文：
《中国科学报》：目前一些国家选择了比较“温和”的管控措施来应对疫情，英国甚至提出通过感染大部分人来获得群体免疫。
您怎么看待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
卢山：“温和”这个词不准确，这不是“温和”，而是“残酷”。
所谓“群体免疫”在理论层面上没有错，但社会和个人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各国和英国自己的媒体及专业期刊都在对此批评指责。对英国来说，“群体免疫”策略仍属于个别顾问的建议，尚未被正式采纳。
因此，大家担心的“群体免疫”举措及其恶劣后果，目前尚未发生，未来我想也不会发生。
《中国科学报》：随着世界疫情日益严峻，境外输入压力慢慢的变大，中国能保住目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吗？我们有重回“至暗时刻”的危险吗？
卢山：
我相信中国目前的局面可以一直保持。传染病看起来很可怕，但如果我们大家的信息都很公开，病毒来了，就马上围堵它、消灭它，它的危险性就很小了。
14亿中国人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相当于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人群试验。这个病毒的人群感染有3种模式：武汉模式、湖北（除武汉外）模式、全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上广）模式。
事实证明，病毒来到一个地区会不会造成严重危害，关键在于这一地区的感染患者和医疗资源的比例。
另外一个关键在于，真病例和假病例绝对不可以混在一起，不能让有感冒症状的病人都冲进医院，冲垮医疗系统——这也是方舱医院在缓解压力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基础上，境外虽然陆续有病例输入，但总体数目不会太大。我们的大型机场、管理和医疗系统处理这样一些问题已经很有经验：来了一个病例，怎么管理、怎么转运、怎么治疗，都有全套的班子。
中国这套班子至少半年内不会撤掉。就算有人“漏”进来了，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有的老百姓和行政人员、执法人员都会尽快把他找出来。
所以我不担心中国会回到武汉暴发早期的那个时刻。
《中国科学报》：看来您对国内控制疫情还是比较乐观的，那您对世界疫情形势的看法如何呢？
卢山：欧洲虽然表面上没有采取像中国这样积极的隔离措施，但在意大利的前车之鉴后，英国、德国等国家有很大的可能性是采取了“外松内紧”的方式，虽然政府没有太多的强制性措施，但各地和人民慢慢的开始自我管理了。
再加上欧洲本身有比较好的卫生环境、医疗体系、社会保险和福利机构，我认为他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达到疫情的控制。
而美国现在的防疫策略就是没有策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2月初，美国对于控制第一波可能感染者入境做的很好，但对于第二波病例输入绝对没思想准备，一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限制欧洲旅客入境。消息一经公布，又有大量从欧洲回流的人赶在封锁前涌入美国。
所以接下来美国会出现多少病例，要在2周后揭晓。
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是，老百姓已经出现大面积紧张情绪，多数单位已经自行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要求员工在家办公，街上的人大幅度减少，在乡下的咖啡店也挂牌提示：“您可以点餐带走，但我们不希望您坐下来享用”。
由于基础病例数不多，且美国各地的医疗体系已经严阵以待，我认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未来的疫情状况还是有一定的概率会向之前的北京、上海模式靠拢，美国的疫情最终应该还是会控制住。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我们还没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区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
继中国的第一波疫情、欧美的第二波疫情之后，其他地方会不会出现第三波大的疫情呢？
《中国科学报》：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大环境下，疫苗的重要性已急剧凸显。但是我们正真看到，至今还没有一点人类可用的冠状病毒疫苗上市。
冠状病毒的疫苗研发是否比其他病毒更加困难？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还能乐观以待吗？
卢山：新冠病毒出现之前，有6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流行过，其中4个一直存在于人群中，每隔三五年就会流行一遭，因为症状轻微所以没人在乎。
引发社会大规模关注的冠状病毒就是SARS和MERS，但这两种病毒至今也没有疫苗上市。为什么呢？
一种传染病，会不会有疫苗、何时能得到疫苗，关键在于4大力量的竞争和制衡——科学、技术、监管机构和社会需求。
HIV病毒疫苗迟迟不能问世，更多是科学技术上的限制。但与HIV病毒能终身感染人体不同，这次新病毒是自限性感染的，这说明人体可以产生抗体去控制这种病毒，因此从理论层面，新冠病毒疫苗做成功的希望是比较大的。
一般来说，疫苗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确实很长，有人说需要8到20年，但这个周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因素，在确保候选疫苗没有毒副作用的前提下，很多流程是比较灵活的，也能开绿灯的。
最后，疫苗能不能做下去，还跟生产规模、企业投资获益期待、社会心理因素等有关。要看政府和老百姓是不是渴望这个疫苗出来，是不是愿意接种这个疫苗。
《中国科学报》：当前新冠病毒的大范围扩散传播，是否会增加病毒的变异和多样性，从而给疫苗研发带来更大的困难？
卢山：有一个认识需要澄清。很多人相信“新冠病毒是RNA病毒，而RNA病毒都很容易发生变异”——事实并非如此。
HIV病毒之所以突变率很高，是因为作为一种逆转录病毒，它缺少对基因组逆转录错误的校正（proofreading）机制。这跟新冠病毒是不一样的。
那么新冠病毒是否容易发生变异呢？至少我们正真看到这种病毒已经感染了逾20万人，但尚未发现大的变异。我觉得这还谈不到给疫苗研发带来阻碍。先把疫苗做出来，再担忧是否有突变的可能。
《中国科学报》：此次疫情暴露出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哪些问题？
卢山：50年前，如果一个政府领导人听说发生了疫情，会找一些传染病方面的临床医生来咨询；20~30年前，领导人可能更青睐病毒学家等微生物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们能讲出基因组等更加先进高级的信息；现在领导人则会听取公共卫生系统专家的意见。这种演变趋势是正常的，但也是危险的。
因为这三种人的专业背景虽然不同，但都很重要。在面对传染病时，单一知识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很幸运，有钟南山、张文宏这样具备公共卫生素养的临床医生。为什么大家愿意相信钟南山、张文宏？因为临床医生有临床医生的敏锐，还有绝对不能说假话的信念——病人的病情是不会说谎的。
但我绝不是说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应该一个制度体系，把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集中在一起，综合分析问题的方方面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卫系统及其工作人员不能跟社会环境脱节。公共流行病调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就能解决的。
真正的流行病专家，要对地方，特别是具体的城市和乡村有深刻的认识，要懂天文地理，要懂水文气象，要懂社会风俗，人们怎么饮食、怎么过节、怎么打招呼，都会影响传染病的传播形势。
要“在干中学”。
《中国科学报》：那么以人类目前的科技和医疗条件，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的情况会不会重现？
卢山：我们刚刚跟“1918”擦肩而过。
今年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非常担忧，担心武汉以至湖北医疗体系彻底崩溃，担心前去支援的全国最一流的专家倒下，不仅因为其中一些人是我的好友，也因为这会摧毁国家抗疫的宝贵力量。
谢天谢地！这些都没有发生。
感谢全国的医护人员，感谢所有为抗击疫情做出努力的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和各行各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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