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讲演录》
程应镠（笔名流金）先生的《国学讲演录》曾编入《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这是程门弟子为他从教五十周年编的论文集，但出版已在他去世次年。其后又辑入《程应镠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次，承蒙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系列，以便面向更多的读者。借此机会，对该书相关问题略作评介。
一
1983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流金师出任所长；古籍研究所成立之日，也是其下属古典文献专业首届开学典礼之时。那年年初，为推进新时期古籍整理人材的培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决定，除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设的古典文献专业外，在三所高校增设同一本科专业。经流金师多方努力与再三争取，上海师大与原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同时获准。他对文献专业建设极为重视，不但亲自遴选在读的历史、中文两系优秀学生转为文献专业首届本科生，而且亲力亲为地确定了课程设计与师资配备。
1985年，文献专业通过高考直招新生，与此前从文史两系转入的在读生不一样，入学之初，他们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即便不是略无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针对这一现状，在文献专业迎新会上，流金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
为了国家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我们要整理古籍，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专业。你们将要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历史、科学。要学好这个专业是不容易的。“先难而后获”，要经历一些崎岖、艰难，才能有所收获。要立志，要下决心为建设我们的新文化作出贡献。要在这方面成为专家，大学四年，只不过打基础。（《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508页）
为了尽快让这批新生进入角色，学好专业，流金师以古稀之年亲上讲台讲授“国学概论”基础课。《国学讲演录》便是当年他为本科生上课的讲义。
此前，他曾讲过经学与史学，但讲“国学概论”中《经学举例》与《史学通说》时仍颇有增删调整，加入了新内容；而《诸子概论》与《文学略说》则完全是新写的。据其《复出日记》，1985年9月22日，“写《国学概论》绪言，得三千五百字”。这是他开笔写讲义之日，其后这类日记颇多：10月13日，他为备课，“重读《先秦名学史》”；12月1日，“写讲稿，写毕韩非子”；12月22日，“写《国学概论》讲稿，完成子学最后一章”。1986年4月4日，“写中国文学略论二千余字”；当月，他数次记及“续写文学讲稿”，最后一条为25日。故可推断，他写《国学概论》讲义终于此日。
这门课程讲授始于1985年新生入学不久，与讲义起稿几乎同步。《复出日记》也有记载：这年10月7日，“上课，孔子还未讲完”；10月14日，“讲孔子毕，开始讲孟荀”；10月21日，“上课，仅讲毕孟子，荀子开了个头”。当年，流金师学术活动频繁，但即便外地赴会，必定及时补上，1986年4月25日记有“晚为学生补上两小时课”。同月，他决定辞任所长，在辞职报告里特别声明：“本学期所授《国学概论》一课，当继续讲毕”，足见他对这门课程有多重视。这年9月，在改任名誉所长前，他与文献专业学生再次座谈学习及课程设计，在交接讲话时强调：“古文献专业，我们已办过一届，事实证明，他们毕业后是有工作能力的，这同我们的课程设置有关”。不言而喻，流金师说的课程设置，当然包括他亲自设席的《国学概论》。遗憾的是，由他精心设计的这门课程，仅上过一轮；但所幸的是，他为这门课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授课讲义。
程应鏐先生
二
这册《国学讲演录》的特色略有如下方面。
其一，初级入门的针对性。由于当年听课对象都是未窥文献学之门的大学生，课时也有限制，而国学知识的涵盖面却不容有大缺漏。讲稿必须拿捏得当，体现出独有的针对性。例如，他在《史学通说》里先概述了史籍分类与史书体例，其后仅着重评述了纪传体与编年体，而不再介绍其他类别与体裁。之所以如此酌定，显然考虑到，这两类史书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基础史料，是文献专业本科生必须掌握的，其他内容随着他们学习的循序渐进，不难自学解决。而“史与论”一节则较充分地论列了史与论的关系，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史论、史识与史德等，也无非认为这些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学生是必不可少的。再如，《文学略说》开头交代，这部分“小说、戏曲就不讲了”，但随即点明“王国维、鲁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超越前人”，既表明并非把小说戏曲划出国学，也意在开示学生自去参看《宋元戏曲史》与《中国小说史略》，补上这一环节。
其二，教学互动的现场感。流金师对讲课有其境界追求：“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习惯将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开讲却并不完全受讲义拘束。他在《国学讲演录》中，往往将自己的经历、体悟与感情倾注其中，讲稿背后有其人在。例如，讲《离骚》时自述曾集《离骚》句为挽联凭吊闻一多，讲词的平仄与押韵时，引自己“历尽风霜”重到杭州作《临江仙》以寄感慨，都令读者能想见其为人。国学内容尽管专深，但从讲义仍能一窥他授课时语言的生动性与叙述的细节化。例如，他讲汉高祖“不好儒”，却召儒士叔孙通定朝仪，牵绾《史记·郦生陆贾传》所载说：“刘邦不欢喜他，至于他是否也被刘邦脱掉帽子，在里边撒过尿，就不知道了”；“叔孙通大概也是很识相的，弟子有一百多，他一个也不向刘邦推荐，推荐的尽是‘群盗壮士’”，形象生动地凸显了汉初儒学的落寞命运。
其三，一家之言的启悟性。同样讲“国学概论”，每个名家取舍未必尽同，评骘也有出入。这册讲义也是流金师的一家言，其中不乏独到之见。例如，他评黄庭坚诗“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时，引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为对照，提出唐诗是音乐、宋诗是图画的审美观。再如，在论及私撰正史时，他直言道：“《新五代史》实为最无价值的一种。从史料学言，是如此；从史学言，也是如此。”作为宋史专家，他当然明白欧阳修“义例史学”在宋学形成中的地位，但彼是思想史上的价值，此是史学史上的评判，两者不容混淆。对这些一家之言，读者尽可以赞同或商榷，论其初衷也旨在给人启发与令人思索。
三
作为学术文化概念的“国学”出现在清季民初，其大背景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整个国家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也挟西潮澎湃之势沛然而至。而“国学”的提出，毋宁说是学术界为固守中国本位文化，对西学刺戟的应激反应，毋庸讳言，其中也参杂着民族主义的偏颇。“国学”概念从最初提出到广为接受，尽管与当时中国政治现状息息相关，却是学界与学人自觉自发的学术行为，未见有国家权力刻意运作其间。自20世纪初叶“国学”一词流行以来，曾如有学者所说：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国学（或其后来的变体“中国文化史”）自身怎样走向世界，都是当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自序》）。实际上，从1919年到1949年间，学界与学人已大致认同将“国学”趋同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章太炎、吕思勉与钱穆等大师那些以“国学”命名的名著都传达出这一旨趣。
但细加推究，各家指涉的范围却颇有异同。1922年，章太炎演讲《国学概论》（由曹聚仁记录），除概论与结论外，仅包括经学、哲学（也即子学）、文学三部分。1935年至1936年，他在章氏国学讲演会的《国学讲演录》新增了小学与史学，或应视为他对国学范畴的晚年定论。据此，章氏的国学内涵大体对应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国学即指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包括小学，即语言文字学）、哲学、史学、文学的专门之学。1942年，吕思勉为高中生讲《国学概论》（有黄永年记录稿），内容仅限中国学术思想史；据黄永年说，其师当时为学生同时开设“中国文化史”，并不认同“国学”变体为“中国文化史”的取向，在吕思勉看来，“中国文化史”还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小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每个方面，应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1928年，钱穆完成其《国学概论》的全部讲稿，如其《弁言》所说，范围限于“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赅备，并与本书旨趣不合，窃所不取”，与章氏明确立异。约略言之，20世纪上半叶，在“什么是国学”上，大体就是章太炎式的四部之学、吕思勉-钱穆式的学术思想史、变体的中国文化史这三种路向。尽管取径各有异同，却都是在学术共同体内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文传统出现了严重断裂，“国学”之说自然不也许会出现。直到改革开放后，国人反思曾经的文化破坏与价值失范，这才认识到，蔑弃中华民间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华的东西，是要遭报复的；深感有必要重拾那些曾被“革命”摧毁的东西，找回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价值支柱。于是，在上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出现了新一波“国学热”，大背景尽管仍与当时社会呼吸相关，却依然是学界与民间自发自觉的推动，但民族主义的偏见已颇有消退。不过，随着建制性的介入，这波“国学热”开始走音跑调，随之引发了诘疑、责难乃至抨击的声音，近年甚至有直斥国学为“国渣”者。这些现象的出现，剔除其中的情绪化因素，归根结蒂，还是在究诘20世纪上半叶就在思考与激辩的老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困惑，应该说当下依然存在。实际上，只要有理性的思考，这一困惑是不难破解的。诚如1931年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里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既然作为学术概念的“国学”，其成立、存在与延续，仅仅只是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应激性反应，那么，当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具有真正的自信，对外来优秀文化秉持真正的包容，这种应激性归于平复之时，“国学”作为一时代的名词也将自然而然地退出学术舞台。
流金师为大学生讲国学，尚在上世纪末那波“国学热”兴起之前。论其用意，一方面固然出于文献专业的教学之需，一方面何尝不是在对老问题给出自己的回应。他为学生开讲之初便说：“国学就是中国之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非常丰富的，至隋始以经、史、子、集为四部，至清不改。国学也就是四部之学”。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四部之学，包括的范围极广”，也涵盖了中国古代医学、农学与军事学等等，但“我们要讲的，只能限于哲学、史学与文学”。足见他认同章太炎设定的国学边界。
至于国学是否会妨碍中国转型成功，真正走向世界，关键不在于国学自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国学及其与西学的关系。在《国学讲演录·引言》里，流金师就明确指出，“西方哲学，认识论求真，美学求美，道德学或伦理学求善。要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也要有所继承。” 他同时指出，在国学里，“当然，精华是与糟粕并存的”，但“肯定是有一些好东西，我们是要拿过来的，是要继承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转型中，就文化而言，既不能拒绝西学为人类文明贡献的共同遗产，也不应遗弃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些理性包容的持论正是这册讲义的根本立场。
面对当下有明星将儒学元典熬制成一锅浅薄自慰的心灵鸡汤，更有一种将国学与制度化儒学曲意钩连与有意接榫的异常倾向，读书界却未见有一册合适时代的国学读物，有助于初入其门者全面、完整、准确地了解国学与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有鉴于20世纪上半叶那些以国学命名的大师名著，对当下初学者来说，或是内容略显艰深，或是范围略欠周备；而20世纪下半叶基本上没有老一辈学者的国学新著面世，相形之下，流金师的《国学讲演录》“讲的都是国学中的精华”，又具有前述三大特色，不失为一册精义赅备的入门书。
四
这册收入《大家小书》的《国学讲演录》，分正文与附录两部分。
这次付印仅改正了前两版的手民之误，讲演正文一仍原貌。例如，《文学略说》开头说，“这一部分打算讲诗、散文与文艺理论，小说、戏曲就不讲了”；但现存讲稿仅有诗歌部分，未涉及散文与文艺理论，究竟是写过而佚失，还是课时来不及讲而未能成稿，已难确知。再如，讲稿行文往往节引典籍，颇有删略，我校读时发现，有的删节纯属与论题关系不大，有的删节则因为他能背诵全文而有意省略的（例如评康有为《大同书》时引《礼运篇》论大同那一大段文字，仅引首末两句，中标省略号，即属这种情况），即便后一情况，这次也仍其旧。至于讲义称典籍或用略名（例如以《汉志》指《汉书·艺文志》），称人名兼用字号里贯（例如以“丹棱”称南宋史家李焘），这些原就是中国文化史知识，在阅读中也是不难掌握的。毋庸赘言，《国学讲演录》评介国学经典的研究成果与参考书目，进而言之，包括讲义的若干用语与提法，都定格在成稿当年的节点上，读者对此想必是能理解的。
流金师指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评价，并不等于对我国四部书的评价”（《引言》），也就是说，国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史；但谈及为何需要讲国学时，他又认为，“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点我国古代的文化”，这是基于国学构成了民间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为了全面呈现流金师对国学与中国文化的立场与观点，本书选了他相关六篇文章作为附录，有几篇在不同场合也作过讲演稿。
《中国文化三题》与《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可视为流金师对中国文化的总体观。前文作于1987年，即讲“国学概论”课同时，论述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勾勒了中国文化的形成概况，探讨了向西方学习和全盘西化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以优秀的、先进的文化，熔铸各族于一炉，同时也吸取了各族优秀的东西”；“以迄近代的接受西方文明，莫不是在学习先进，取其有用之物，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而“这种学习，也就是取人所长，去己所短，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与此同时，他也强调：“我们文化中也有许多坏东西”，诸如“血统论”、“朕即国家”；而“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领袖（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作于鼎革前夜的1949年3月，文章以历史的观点讨论整个中国文化衍变与社会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再将中西文化作宏观的比较，而后认为，“近代以前的西洋文化和我们的文化，是大同而小异的”，及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我们的文化和近代的西洋文化才大不相同”。他的结论是：“新中国文化的创造需要一个根本的技术的革命和社会政治的革命”；而“在某一阶段，不适合的文化，就必须加以人为的力量，使之迅速告退”。这一结论迄今读来仍具穿透力。
《历史的真实与通变》与《谈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对讲稿中《史学通说》的提升与推进。前文结合自身的读史体悟、治史经验与人生阅历，在历史观、史料学与史学方法论诸层面都有独到的阐发，内容涉及理论的学习与运用，史料的辨证与阐释，史事的认识与把握，史感的全局性与史识的通贯性，历史学的尊严，治史者的良心，说者胜义纷披，读者启迪良多。在后文中，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性与全局观，人物个体与时代、地域及群体的关系，历史传记的表现手段与叙事风格，娓娓道来，示人门径，予人金针。
《国学讲演录》论经学之在魏晋另一种表现时，特别注明参见他的《玄学略论》，故将其与《玄学与诗》都收为附录。两文所论都属于流金师治史专长所在，分别讨论了玄学与经学的关系，玄学对社会政治、人际关系、学风文风与诗歌创作的影响，自应视为对讲义相关论述的补充与发挥。他在《玄学略论》里引阮籍《咏怀》论魏晋玄学与政治的关系，读来令人动容：阮籍“既不能死去，又不能变节以求荣，在那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优劣之势已经判然，绝望是必然的”；还说，有些好诗，“年轻时所不懂的，年纪大了，就懂了”。
最后，寄语试图一窥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入门者，原先不懂的，读了这册小书，你们也一定会懂的。
（《国学讲演录》，程应镠著，虞云国编，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