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一篇名为《世间安得双全法，让我安静做医生》的文章在网上广泛流传。文章作者称自己是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生，自己的同事张医生10日在上班期间被患者家属殴打，鼻骨骨折。打人者系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该副局长的家人在该医院就诊。
文章截图
后经核实，网上反映的“双流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系成都市双流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贺某。目前，公安机关已将贺某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依法处理。
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在《医学社会学》里曾写道，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呢？库叔分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科副主任医师薄世宁的文章，告诉大家，医生与患者不是利益对立的甲方乙方，而是联盟。
文 | 薄世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科副主任医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综编自《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0月出版，标题为《医患关系的实质：联盟》，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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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活动不是消费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医患关系呢？我认为，只有先理解医疗活动的真相，才能理解医患关系的实质。
很多人觉得：我花钱去医院看病，我就是消费者，买的是医生专业的诊断、治疗，还有药品、检查及护理服务。那么，就医真的是一种消费活动吗？不是。人们之所以有把医疗当作消费的错误想法，是因为没有考虑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而且把医疗看成消费也是激发医患矛盾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图源：新华社|张文魁
如果医疗是消费，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消费的内容、流程和目标应该是提前确定好的。但是医疗行为是不确定的，每一个病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即使针对同一种病，治疗过程和手段也不完全相同，同时治疗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如果医疗活动是消费，那消费者必须为每项服务付费。实际上很多疾病的治疗费用是由政府承担的，比如计划免疫，比如艾滋病患者的治疗等。如果就医是消费，那么患者对某次消费不满意，可以要求退款吗？医院可以促销打折吗？可以用广告吸引消费者吗？当然不可以。
那医疗活动是什么呢？中国外科学泰斗、普通外科专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裘法祖先生打过一个比方：治疗就像过河。医生和病人都以彼岸为目标，由医生背着病人过河。但是在渡河的过程中，只能制定一个大概的路线和方向。是否会遇到暗流、波折，是否能顺利到达彼岸，何时到达，谁都不知道。
过河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医疗过程。理解了这一点，医患关系的实质也就容易理解了。我个人认为，在疾病这条湍急的河流面前，用联盟这个词来描述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最为贴切，因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符合联盟关系的所有属性。首先，在治病过程中，不单单是医生，患者也是积极主动的，是有贡献的。其次，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决策，分担利益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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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巨大贡献
每个去医院看病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担心：医生的水平如何？会不会草菅人命？态度好不好？会不会敷衍了事？会不会过度医疗？治病流程是不是科学？我的尊严和隐私会不会得到足够的尊重？
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些担忧都是从医生的单方面角度考虑的。确实有少数技术和道德需要改善的医生影响了医患关系，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医患关系中患者一方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不单单是医生在付出，病人也是积极主动的，是有贡献的，只是这一点经常被忽视。这也是理解医患联盟关系的第一个层面。
有一种病叫慢性心力衰竭，也就是由很多病因导致病人心脏功能逐渐衰竭的一种综合征。患这种病的病人，生存质量会慢慢的差，到最后甚至连平躺都成了奢望，目前只能靠心脏移植来治愈。
全球每年有约100万个严重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有必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但根本没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供体。在过去10年中，全球心脏移植手术的数量一直固定在每年4000到4500次。也就是说，无数病人在等待供体的希望中受尽疾病的折磨，最终死去。终末期心衰的病人，如果找不到供体做心脏移植，一年的生存率只有50%左右。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们研发出了人工心脏，在找到合适的心脏供体之前，它可以代替病人的心脏工作。
1982年12月2日，61岁的巴尼·克拉克走上手术台接受了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效果却不理想。术后，克拉克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胃管、尿管、引流管。更痛苦的是，他脖子两侧的大血管要通过两条2米多长的软管连到一个机器上。这个机器就是空气压缩机，它负责驱动血液循环。
图为巴尼·克拉克
在经受了112天的痛苦之后，克拉克最终还是因为器官衰竭和严重感染而没能存活下来。其实，如果不做这个手术，他有可能活得更久。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种手术不是忽悠病人吗？
还真不是。在接受手术之前，克拉克很清楚当时的医疗技术不太成熟。不做手术，他的心脏还可以凑合着用一段时间；做了手术，他就可能面临痛苦和死亡。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接受手术治疗，他说：“只愿医生经此获得的经验，在未来可以用于拯救他人。”
紧接着，一个个病人躺在手术台上接受了人工心脏植入手术。今天，人工心脏移植技术慢慢的变成了心脏移植之前的一项关键技术，甚至有人可以背着人工心脏打球、跑步、开车。这项技术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人工心脏植入者的最长存活期已达到了十几年。在美国，每年有8000人依靠人工心脏维持生命。
以前，所有的医学进步都强调医生的权威和努力，医生不仅是技术权威，还是道德权威，但这不是全部的事实。克拉克这一病例告诉我们，医学进步的背后也有无数病人生命的付出和对医生的信任。每种新药到了研发的最后阶段，都要有病人用身体来验证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几乎每一种新的手术在最早的实施阶段，都可能会有病人因手术失败或并发症而去世。正是病人的付出和牺牲，加上医生的坚持和努力，才让每种治疗方案越来越成熟。
中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就曾说：“病人对我们的成长做出了很大贡献。”面对医学，患者从来都不是被动的，他们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只是这一点经常被忽略。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做出贡献，表现出主动性，正像联盟内部的合作伙伴一样，他们和医生目标一致，并为此付出了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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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双方共同决策
在治疗的过程中，医患双方各具优势，且优势互补。这是理解医患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
医生具有技术优势，掌握诊断技术，可以探究病因、预后、提供治疗方案及预防策略。也就是说，医生知道该怎么过河。患者的优势是了解自己的详细情况和需求，可以向医生提供本人生活小习惯和其他有助于诊断和治疗的关键信息，并反馈治疗的体会。所以，在疾病面前，尤其是在复杂疾病面前，医患双方需要联合这些优势，共同决策、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图源：视觉中国
我治疗过一个羊水栓塞的35岁产妇。在手术台上，她的心跳停了9次，被送到ICU 的时候，多个脏器都衰竭了。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她的心脏又停跳了4次，血压垮了，凝血功能也出现了障碍。
临床上羊水栓塞的发生率虽然很低但死亡率很高，这位产妇在羊水栓塞的基础上又并发了多器官衰竭、凝血功能衰竭、休克……她的死亡率几乎是100%。这样一个时间段，病人又发生了严重的脑水肿（脑组织肿胀）。如果情况继续恶化，那么病人面临的就是脑疝和死亡。
我的判断是给病人做CRRT（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也就是用一台机器清除产妇体内的毒素及水分。这样做肯定对治疗脑水肿有利，但产妇发生了严重休克，治疗过程中心跳随时有可能再次停止。她凝血功能衰竭，身上每一个针眼都在渗血，做CRRT 就必须进行股静脉穿刺，在血管里留置一根导管，不然无法把病人的血液引出来在体外进行净化，但是一旦穿刺失败，误伤大动脉，病人很可能会大出血而死。
我没有100%的胜算，还有100个理由不去做这样的冒险操作，但是做CRRT对这位产妇来说是此时唯一的生路。我把产妇的丈夫叫来，和他一起分析病情。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完全相信你。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这是你的家人，你做还是不做？”
最后，我选择给病人做CRRT，第二天病人就醒了，过了几天，她痊愈出院了。
图源：新华社
医学永远面临很多决策，不存在完全的对与错，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很难判断正确与否。这样一个时间段，医生和患者应该共同决策、共担风险、共同往前走。
作为医生，我最喜欢听病人说的一句话是：“我相信你，我们一起努力。”我也相信，病人家属最喜欢听医生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这个病人是我的家人，那么我会选择……”
因为在疾病面前，医生和病人是协同作战的联盟。
生病了别怕，有我背着你，你可抱紧了我，咱们一起过河去。
来源：瞭望智库
编辑：陈可轩
审核：朱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