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岩画中描绘了许多花树形象，在其逐步本土化的进程中，树在岩画中的功用发生了由佛陀身份标识到切割画面及装修岩画的改变。经过对花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状及特征进行整理，能够了解花树的嬗变进程以及宗教门户等要素对花树发生的深刻影响。
敦煌岩画中的飞天、菩萨、佛陀等形象极为生动，现在学术界对其研讨现已极为深化；但对作为“副角”的花树重视则较少，相关的研讨亦比较涣散，缺少系统性和深度。
信息的使者
这儿所说的“花树”指的是敦煌岩画中花状树木的艺术形象，但不包含比较笼统的图画纹饰。它们在敦煌岩画中体现着佛国国际的许多信息。
佛与花树联系极为严密。释教典籍中记载，释迦牟尼降生于无忧树下，得道于菩提树下，涅槃于娑罗树下，传道于七叶树下。敦煌岩画中的花树既有传统绘画中常见的花树形象，也有从印度传入的花树形象。如银杏、芒果就归于释教中的圣树，这些花树形状又与起源于古印度的释教崇奉严密相连。下面咱们看敦煌岩画中首要的几种花树。
莫高窟288窟西魏岩画上的莲花状树
莲花状树
敦煌莫高窟第428窟北周时期岩画以及第329窟初唐时期的《化生童子》《供养人及车马》等岩画中有莲花状花树。
莫高窟第402窟隋代岩画上的杨柳
盛唐217窟杨柳
杨柳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的《五百匪徒》、第420窟隋代的《法华经变·群鸟听法》、第301窟《萨埵太子本生图》等岩画中能够见到杨柳的造型。
莫高窟第322窟初唐岩画上的竹子
丛竹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的《五百匪徒》、第231窟中唐的《回报经变》、第9窟盛唐的《得度图》、第61窟五代的《维摩诘经变》、第217窟南壁盛唐的《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等岩画中均绘有不同形状的竹子。
榆林石窟第25窟中唐岩画上的松树、芭蕉
松树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佛度水牛》、榆林窟第3窟西夏的《文殊经变》、榆林窟第25窟北壁中唐的《白叟入墓图》等岩画中绘有松树，松针簇簇向下，特征显着。
芭蕉
芭蕉树造型特征显着，多呈现在说法图中。敦煌莫高窟第360窟南壁中唐的《青庐图》、第320窟盛唐的《无量寿经变·未生怨》等岩画中对芭蕉有不同特征的描绘。
莫高窟第100窟宋代岩画上的婆罗树
娑罗树
娑罗树又称七叶树，七片叶子绕着一颗圣果，呈下垂的花瓣状。敦煌莫高窟第249窟西壁的《维摩诘经变》是“汉化”了的娑罗树。第285窟南壁《五百匪徒成佛图》中的娑罗树造型比较老练。
莫高窟第17窟晚唐岩画上的菩提树
菩提树
菩提树原生善于印度，后跟着释教传入我国。据史籍记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和尚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国（印度）带回菩提树，并亲手栽培于广州王园寺（后来改名为光孝寺）。它树干粗大健壮宏伟，树冠如盖，既可做行道树，又可供欣赏；叶片心形，前端细长似尾，在植物学上被称作“滴水叶尖”。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此谓之菩提树焉。”“菩提”的意思是醒悟、才智，用以指人豁然开悟，彻悟真理。在敦煌莫高窟第329窟初唐的《说法图》、第276窟隋代的《维摩诘经变》《文殊》、第419窟窟顶东披的《汲水图》、第217窟西龛顶初唐的《顶礼佛陀图》等多处都有对菩提树的描绘。
敦煌莫高窟
身份的指示
在敦煌岩画中，花树的形象十分多。其实，它们都源于实际中存在的物象。这些源于释教诞生地的树木一开始就带有奥秘的颜色。在释教沿陆上“丝绸之路”东传的进程中，作为中转站的敦煌对来自印度的花树进行了必定的仿制和转绎。
莫高窟中的岩画故事
多元的风格
花树的造型遭到四种文明范式的影响：印度释教文明、西域胡人文明、华夏正统的汉文明和敦煌魏晋以来较关闭的汉文明。和释教塑像相同，花树的造型也阅历了一系列的“汉化”进程：从印度式造型到半印度半“胡化”造型，再到半“胡化”半“汉化”造型，再到彻底“汉化”的造型。因为上述文明的影响，花树的艺术形象呈现出四种风格——印度风格、西域风格、华夏风格和魏晋风格，并逐步呈现这四种风格的交融。
莫高窟岩画57窟最美的观音菩萨
已逝的光辉
释教东传以来，不同教派教义更迭消长。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因为敦煌地理位置共同，汉文明及宗教洞窟在困难中依然有较大开展。这一时期敦煌岩画的艺术风格生动逼真而尚真，契合这时的人们寻求豪华的审美诉求。元代，因为释教密宗的很多传达，岩画体现内容多为尊像和密宗画像，故事画大大削减，敦煌艺术逐步走向式微。
敦煌岩画中丰厚而生动的的花树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绎了不同的释教教义。动听的花树伴跟着释教的传达及开展以及敦煌政治、文明位置的变迁而阅历了一系列风格上的羁绊、重复，终究由茂盛艳丽走向了隐姓埋名。在数次的释教传达中，不同教派教义间的纠葛、后来的本土化释教吸纳，以及华夏对敦煌的反向传达等，使得它们透射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面貌。
（来历：文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