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章太炎讲国学，其间《经学略说》中有《诗经》部分。全文如下：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有志然后有诗。诗者，志之所发也。然有志亦可发为文。诗之异于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谓“歌永言”，即诗与文不同之处。“永”者，延伸其音也。延伸其音，而有高低洪纤之别，遂生宫、商、角、征、羽之名。“律”者，所以定声响也。既须“永言”，又须“依永”，所以不得不有韵（急语无收声，收声即有韵，前后句收声相同，即韵也）。诗之有韵，即由“歌永言”来。
《虞书》载“首脑明哉，股肪良哉，庶事康哉”“首脑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二歌，可见尧、舜时已有诗。《尚书大传》有《卿云之歌》，汉初人语，未必可信。《乐记》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今所传《南风歌》，出王肃《家语》，他无所见，亦不行信。唐虞之诗，要以二《典》所载为可信耳。郑康成《诗谱序》云：“有夏承之，华章泯弃，靡有孑遗。”当今《尚书》载《五子之歌》，可知其为晋人假造也。《诗谱序》又云：“降及商王，不风不雅观。”此谓商但有《颂》，《风》《雅》不行见矣。《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排，则为诗体无疑。今《毛传》言“兴”者甚多，恐非赋、比、兴之“兴”耳。赋体后世盛行，《毛传》以“升高能赋”为九能之一，谓之德音。周末屈原、荀卿俱有赋。赋既在风、雅、颂之外，比、兴当亦若是。惟孔子删诗，存风、雅、颂而去赋、比、兴。
《郑志》答张逸问：“赋、比、兴，吴札观诗已不歌。”盖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不行歌，与风、雅、颂异，故季札不得闻也（比、兴不知怎么）。赋、比、兴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传》却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使用、厚生谓之三事。”合之为十五种，今《诗》仅存风、雅、颂三种。
《诗大序》：“风，讽也。”“雅，正也。”“颂者，美盛德之描述，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风，有讽谕之义。雅之训正，读若《尔雅》之“雅”。然风雅颂之“雅”，恐本不训“正”。《说文》：“疋，古文认为《诗·大雅》字。”一曰，疋，记也。“疋”即今“疏”字。然则诗之称“疋”，纪事之谓，亦犹后世称杜工部诗曰“诗史”。故《大雅》《小雅》无非纪事之诗，或谓“雅”即“雅乌”。
孔子曰：“乌，盱呼也。”李斯《谏逐客书》：“击翁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仰无抚缶，而呼呜呜”。秦本周地，故大、小雅皆以“雅”名（所谓“乌乌秦声”者，即今之梆子腔也）。此亦可备一说。余意《说文》训“疋”为“记”，乃“雅”之正义，以其性质言也；“雅乌”可为雅之别一义，以其腔调言也。至“正”之一训，乃后起之义。盖以雅为正调，故释之曰正耳。
《诗》以四言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致九言者，惟不多见耳。今按，“肇禋”，二言也；“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九言也。一言太短，不行以歌，故《三百篇》无一言之诗。然梁鸿《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鬼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则一言未始不行成句。或许“三百篇”中偶尔无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行歌也。
《诗经》然后，四言渐少。汉世五言盛行，唐则七言为多。八言、九言，偶一为之，三言惟汉《郊祀歌》用之。六言亦不多见。《汉书》所录汉之四言之作，有韦孟《谏诗》一首、《在邹诗》一首，韦玄成《自责诗》一首、《戒后代诗》一首。西汉之作，传于世者，尽于此矣。魏武帝作短歌，犹用四言，虽风格有异《诗经》，然犹有霸气。至《文选》所录魏、晋间四言之作，语多陈腐。自是之后，四言衰歇，五言盛行。李白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特别靡也”，然所作《雪谗诗》讽刺杨妃，有乖宽厚之义，或故为大言以欺人耳。又杂言一体，《诗经》一切，汉乐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夫表达性格，贵在自在，不宜过于拘谨，如必句句字数相同，或不能发挥尽致。故杂言之作，未为不行。今人创新体诗，以杂言为主，可也，但无韵终不成诗耳。（以上论诗之大约）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盖合六诗、九德之歌言之。孔子删《诗》，仅取三百余篇，盖以古诗过多，不能全读，故删之尔，或必其他皆缺乏观也。或谓孔子删《诗》与昭明之作《文选》有异，余意否则。《文选》为总集，《诗经》亦总集，性质正复类似。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决非未正曾经，《雅》入《颂》、《颂》入《雅》也。《雅》主记事，篇幅舒长；《颂》主赞许，章节简略。但观方式，已易区分。且其腔调又不同，何至相乱，或次第倒置，孔子更定之耳。
《风》《雅》有正、变（盛周为正，衰周为变）。《颂》无正、变。因《风》《雅》有美有刺，《颂》则有美无刺也。《鲁语》闵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今《商颂》仅存五篇。其他七篇，或孔子时罢了佚矣。据今《商颂》，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时所作，而《周颂》皆成王时诗，后则无有。
《孟子》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故颂声未息，周则成王今后无贤圣也。或以《鲁颂》为僭皇帝之礼。若然，孔子当屏而不录。孔子录之，将何故说？案《周官·籥章》，吹豳诗以逆暑迎寒，吹幽雅以乐田峻，吹豳颂以息老物。同为《七月》之诗，而风、雅、颂异名者，歌诗之时，其腔调三变尔。《豳风》非皇帝之诗，而可称“颂”，则《鲁颂》称“颂”孔子录之，无可怪也。今观《泮水》《宫》之属，体系近雅而不近颂，若以雅为称，则无可讥矣。
《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则今之《诗经》在孔子时无一不行歌也。《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王献雅乐，皇帝下大乐官常存肄之。”是其曲谱尚在。后则可歌者，惟《鹿鸣》《伐檀》等十二篇耳。近人以《鹿鸣》《伐檀》等谱一字一声，无抑扬高低之音，疑为唐人所作。然一字一声，不光《诗经》为然，宋词亦然，姜夔、张炎之谱可证也。一字之谱多声，始于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汉儒解“郑声”，认为烦手踯躅之声。张仲景《伤寒论》云：“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可见汉人皆读“郑”为“慎重”之郑，“郑声”即一字而谱多声之谓。唐人所重十二诗之谱，一字一声，正是雅乐，无可致疑。（以上论《诗》之可歌）
《诗》以口诵，至秦未焚。汉兴有齐、鲁、毛、韩四家。齐、鲁、韩三家无“笙诗”，为三百五篇。毛有“笙诗”，为三百十一篇。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则四家篇数本相同也（笙诗六篇，殆现在之乐曲，有声响节奏而无文词）。所不同者，《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数句，三家所无，而毛独有，此其最著者也。其他文字虽有异同，不如《尚书》今古文之甚。以《诗》为口诵，故无形近之讹耳。
《鲁诗》出自浮邱伯，申公传之，鲁人所传，故曰《鲁诗》。《齐诗》传自辕固生，齐人所传，故曰《齐诗》。《韩诗》传自韩婴，据姓为称，故曰《韩诗》。齐、韩二家，当汉景帝时，在《鲁诗》之后。《毛诗》者，毛公所传，故曰《毛诗》。相传毛公之学出自子夏。三国时吴徐整谓，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而陆玑则谓，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徐整之说，则子夏五传而至大毛公。由陆玑之说，则子夏七传而至大毛公。所以参差者，二家之言，互有详略耳（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今之《诗传》乃大毛公所作，当称毛亨《诗传》，而世皆误认为毛苌，不行不正也）。
《毛诗·丝衣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高子、孟仲子，并见《孟子》七篇中。或疑高子即高行子，高行子为子夏弟子，不妥与孟子一起。然赵岐注云，高子年长，或“高史”即高行子矣。赵注又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然则孟子善于《诗》《书》，故高子、孟仲子之说皆为毛公所引。
《汉书·艺文志》谓“齐、鲁、韩三家，咸非《诗》之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又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据此，知向、歆父子不信三家《诗》说。歆让太常博士，欲以《毛诗》立学官，而《七略》不称《毛诗》之优。今观四家之异同，其好坏可得而言。太史公言《关雎》之乱认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其言与《诗大序》“《关雎》，风之始也”语同。
《诗大序》但举《雅》《颂》之名，而不言《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但云“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者，盖由“《关雎》《风》之始也”一语，能够类推其他耳。郑康成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余谓毛意同史公，史公所引，多本《鲁诗》。《毛诗》传至荀子，《鲁诗》亦传自荀子，此其所以契合也。
《齐诗》与鲁、毛全异。萧望之、翼奉、匡衡同过后苍，治《齐诗》。翼奉有“五际”“六情”之语，不及“四始”。《诗纬泛历枢》称四始有水、木、火、金之语，谓《大明》水始，《四牡》木始，《嘉鱼》火始，《鸿雁》金始，其言甚不行解。恐东汉人所造，非《齐诗》转义。匡衡上书称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此言与《毛传》相同，并无水、木、火、金之语。可知《泛历枢》为后人臆说也。
衡奏议平允，奉则有荒诞之语，虽与衡同师，而别有创造矣。如以水、木、火、金说“四始”则《齐诗》竟是神话。四始为《诗》之大义，而《齐诗》之说如此，以此知齐之不逮毛、鲁远也。然匡衡说《诗》，亦有胜于鲁、韩者。《鲁诗》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齐诗》亦谓周康王后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匡衡上书，乃谓《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此非以《关雎》为刺诗矣。盖《齐诗》由辕固数传而至后苍。苍本传《礼》。《乡喝酒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燕礼》，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仪礼》周公所定，已有《周南·关雎》，知《关雎》非康王时毕公所作。匡衡师过后苍，故其说《诗》善于鲁、韩也。
齐，鲁、韩三家《诗》序不传，而《毛序》全存。如《左传》隐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闵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碱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毛序所云，皆与《左传》契合，此毛之优于三家者也。又三家《诗》，皆有荒诞之语，毛则无有。即如“履帝武敏歆”，《尔雅》已有“敏，拇也”之训，而三家说皆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身动如孕，而生后稷。《毛传》则以“疾”训“敏”，以“帝”为高辛氏之帝，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不信感生之说。又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天主是依”，若用感生之说，必谓天主凭依姜嫄之身，降之精气，而《毛传》则谓天主依这以后代。又如“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传》之前，《墨子·明鬼》已引此诗，谓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岂能在帝之左右哉！而《毛传》则谓文王在民上，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一扫历来神怪之说。盖自荀子作《天论》，谓圣人不求知天，神话所以摧破。《毛诗》为荀卿所传，即此可证。
《大序》相传子夏所作，《小序》毛公所作。郑康成之意，谓《小序》发端句子夏作，其下则后人所益，或毛公作也。今按，《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此语自当出子夏之后矣。《卫宏传》有“作诗序”语，故《释文》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所作。然卫宏先康成仅百年，如《小序》果为宏作，康成不容不知。由今思之，殆宏别为《毛诗序》，不与此同，而不传于后。或宏撰次《诗序》于每篇之首，亦通谓之作耳。汉人专说《毛诗》者，今存《郑笺》一种。马融《毛诗传》散佚已久，今可见者，惟《生民》篇《正义》所导言帝喾事为最详耳。（以上论三家《诗》与毛之不同。）
朱晦庵误解“郑声淫”一语，认为“郑风”皆淫，所以刺忽之诗，皆释为淫奔之作。陈止斋笑晦庵以“彤管”为行淫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今《集传》《静女》中无此语，盖晦庵自觉其非而删之矣。凡《小序》言刺者，晦庵一概目为淫人自道之词。自来淫人自道之词未尝无有，如六朝歌谣之类，恐未能够例《国风》。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显背“无邪”之旨，孔子何故取之？昔昭明修改《文选》，于六朝狎邪之诗，摈而不录。《高唐》《神女》《洛神》之属，别有托意，故录之（见《菿汉闲话》）。昭明作《陶渊明集序》，谓《闲情》一赋，白璧微瑕。昭明尚然，况且孔子？晦庵之言，亦无知而妄作尔。
自晦庵作《集传》，说《诗》之风大变。清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辩驳晦庵，其功不行没（吕东莱作《读诗记》，不以晦庵为然。晦庵要强，谓东莱为毛郑之佞臣）。后之治《毛诗》者，桐城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泾县胡承珙作《毛诗后笺》，长洲陈奂作《诗毛氏传疏》。马氏偏重《传》《笺》，胡氏从《传》而不甚从《笺》，陈氏则全依《毛传》。治三家诗者（《齐诗》亡于三国。《鲁诗》亡于永嘉之乱。《韩诗》唐代犹存，今但存《别传》罢了。三家至宋全亡。如三家《诗》不亡，晦庵作《集传》当不至荒唐如此），王应麟后，清有陈寿祺、乔枞父子。乔枞好为牵附，谓《仪礼》引《诗》说，皆《齐诗》说。又谓《尔雅》为《鲁诗》之学，恐皆未然。要之陈氏父子，虽识见未足，然收罗放失之功，亦不行没。这以后，魏源作《诗古微》，全主三家。三家无序，其说撒播又少，合之不过三十篇，谓之“古微”，其实逞臆之谈耳。
今治《诗经》，不得不依《毛传》，以其序之彻底无缺也。《诗》若无序，则作诗之原意已不明，更无可说。三家《诗》序存者无几，无从求其大义矣。戴东原作《毛郑诗考证》，东原善于训诂之学，而服气晦庵，故考证未能全备。东原之外，治诗者皆宗《毛传》，陈氏父子，不过收罗放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