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粤中多盗”，都有哪些犯罪团伙呢?我们翻翻明清笔记和广东方志，就能瞧见一大批犯罪分子的身影。
一是山贼，在山林里结党立寨，劫掠商旅，时不时还下山骚扰周边居民。山贼，永安最多(永安即今天河源市紫金县)。
二是水匪，藏身海岛之上或江船之中，抢官盐，杀私商，垄断码头，走私香料。水匪，顺德最多。
这两种犯罪团伙，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势力最大的时候，敢于攻城略地，称霸岭南。
除了山贼和水匪，还有两种规模较小、组织较松散、但是流动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它们分别是“凤阳帮”和“疯人帮”。
凤阳帮很有特色，其帮会成员清一色全是女士，而且全是来自安徽凤阳的女士。也不知哪年哪月，这帮女士从凤阳老家乞讨而来，在新会一带组成了自己的帮会，她们用乞丐身份做掩护，走州过县，拐卖儿童，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
疯人帮更有特色，其帮会成员清一色全是患有某种传染病的患者。具体患的什么传染病待考，反正这个帮派不偷不抢，也不用刀说话，只用身上的病毒威胁人家：“快给爷拿钱来，不然住你家不走，传染你们全家!”非常有个性。
以上四类犯罪团伙，都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比如说永安一带的山贼，规模较大的，通常每十人组成一“钱”，每十钱组成一“两”，每十两组成一“斤”，每十斤组成一“都”。钱、两、斤、都，都是白银的货币单位，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分、角、元一样。山贼们拿货币单位作组织名称，有别于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很有创意。
我们看《水浒传》，那里面的梁山好汉是有组织的，下面是小喽啰，上面是众头领，最上面是大寨主，众头领又排座次。明清时的广东山贼与此类似，最底层是“散仔”，相当于小喽啰;散仔上面是“老”，相当于众头领;老上面是“老都”，相当于大寨主。作为众头领的“老”也排座次，分别叫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一般排到十老为止。
按照今天的定义，凡是有着固定组织、长期从事某一种或者几种非法活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犯罪团伙，都可以叫作黑社会。咱们用这个定义去套，会发现上述四种犯罪团伙其实都是黑社会。要是换个好听一些的概念呢，也不妨把它们叫作“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黑社会也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也好，一般都有一套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系统，俗称“黑话”。明清时，永安一带的山贼把抢劫叫做“赶马”，把绑票叫做“打柴”，把偷窃叫做“牵白线”，把官员和官兵叫做“水”，把收买官员官兵叫做“买水”。
如果您在明末清初的广东山道上行走，瞧见身后有两个手拿斧头和绳索的刺青汉子商量打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真要去打柴，他们准是要绑您的票，赶紧逃吧。
专绑死人票的黑社会
山贼绑票，水匪也绑票，凤阳帮和疯人帮“生意”不好的时候，偶尔也会顺手绑几票。他们把您绑走，先暴揍您一顿，然后让您给家人写信要赎金。如果赎金如期如数给了，您能活着回去;要是中间出了岔子，那么您或者被撕票，或者被卖到海外做奴隶，或者被“尽屠而肝其肉”，让惨无人道的绑票者打了牙祭。
明朝后期的广东境内，还有一种黑社会是专绑死人票的。也就是说，他们不绑架活人，专绑架尸体：打听到某某老板死了，埋在某某墓园，就去把他挖出来，藏好，然后放话给他的儿子，让拿多少多少钱出来。咱们知道，古人讲究忠孝，父亲尸体被人偷了，无论如何得花钱买回来，于是死者的家人倾家荡产，绑架死者的黑帮日进斗金。
崇祯年间，有位黄让先生，父母双亡，他前脚刚埋了父母，后脚就被黑帮把尸体盗了，黄先生没钱去赎，只好写信给黑帮：你们把我爸我妈的尸体还回来，作为交换，把我给绑走吧。绑架者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归还了尸体，绑走了黄先生。像这种事儿，放到今天简直是童话，管他是谁的尸体，被盗就被盗，报案都不必，更别说用钱去赎、用活人去换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的黑社会只绑活人，不绑死人。
黑社会除了绑票，还抢劫，平民稍有反抗，就有可能丢掉小命。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广东揭阳、河源、东莞、海丰、永安等地黑帮猖獗，常有人惨遭灭门、家产被洗劫一空。一些地方的居民为了抵御黑帮，把小村庄并成大村镇，在村镇外面建起高高的围墙，称之为“围”。但是这样并不能保证家产和生命的安全，仅明朝隆庆年间，永安一带就有将近八十个“围”被山贼攻破，“围”里的粮食、牲畜、钱财、布匹被山贼运走，十几万平民被杀。
除了抢劫，当时的黑社会还插手矿山采掘、码头运输和香料贸易，靠垄断经营来牟取暴利。不仅如此，他们还插手乡村事务，用武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并从中获得经济报酬。例如雍正五年，顺德一凌姓居民跟邻居争宅基地，打了半年官司，花了不少钱，官府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判决，该凌姓居民就雇请黑社会出面，半夜在邻居家里放火，逼走了邻居，占了宅基地。
为何打黑效果不明显?
总的来说，黑社会给明清两代的广东造成了巨大创伤，既危及居民生命，又阻碍经济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地方政府的威信，所以官方经常开展打黑行动。当时打黑的手段主要是武力围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
“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土兵而征，土兵或即其人。”黑社会无孔不入，每次开展打黑行动，都有官兵给他们通风报信，兵匪难分。雍正九年惠州出兵打黑，“士兵乘机劫掠，指民为盗。”既强抢民财，又杀良冒功，比黑社会还黑社会。
另外，地方官在打黑方面并不真正出力。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黑帮每年都向地方官进贡，贪官们“岁入千金，纵容不问”。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像“县之令吏，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
第二，对某些官员来说，打黑成绩越大，越显得辖区内治安很坏，反而影响升迁，所以跟打黑相比，他们更倾向于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内地有以被盗告者，官辄令改窃。”本来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抢劫案，他们给改成寻常的偷盗案，最后糊涂结案了事。
第三，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老百姓没钱，政府征税有些难度，为了让纳税人乖乖地掏腰包，政府不惜借助黑社会的力量，用屈大均的话说，“今牧民者，以寇为利耳。”意思就是说，父母官已经把黑社会当成发财的秘密武器了。
